“现在是中国评级机构进入国际市场的最佳时期。”9月3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由于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垄断世界评级行业的三大评级机构(标普、穆迪、惠誉，以下简称三大评级机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这也给中国的评级公司提供了机会。 

四面出击

      作为本土评级公司，大公国际从2010年7月开始为50个国家进行了主权评级。这是非西方国际评级机构里的第一家对他国进行主权评级，亦被视为中国评级公司海外拓展的标志性事件。

      由于采用了“新型信用评级标准”，大公国际发布的评级结果，很多与三大评级机构差异明显。比如，大公国际给予美国、英国、法国等18个国家的评级，均低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相反，对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9个国家，大公的评级高于“三大”的评级。

　　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三大评级机构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有时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而大公则是完全从信用风险形成要素的内在联系这一角度出发，来判断一个国家的信用风险。”

      大公国际的一系列动作，引起了一些国家和机构的关注。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大公国际首个受托国家信用评级客户的白俄罗斯共和国(以下简称“白俄罗斯”)。

　　2011年3月和9月，白俄罗斯分别被标普、穆迪降级，两大评级机构认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白俄罗斯可能会出现问题。

　　白俄罗斯方面认为自己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其驻华大使更是主动到大公洽谈合作，希望委托大公国际为白俄罗斯进行主权评级。

　　“我们一直关注大公国际的国家信用评级表现与市场影响，经过对比其他国际评级机构对多个国家主权的评级之后，我们感觉大公国际的主权评级更客观真实。”白俄罗斯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维克托?布里亚表示。

　　2011年11月8日，白俄罗斯副总理谢钦率团访华期间，双方正式签署委托协议，白俄罗斯政府委托大公国际为白俄罗斯开展国家信用评级服务。

　　双方签约之后，大公组织分析师对白俄罗斯进行了实地调查。

　　“相比主动评级，委托评级能够获得一些不能公开的信息，信息量更大。”关建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比如当时白俄罗斯有一个类似中国深圳的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且推出了一系列的招商政策，这些政策为白俄罗斯吸引到了新的投资。在委托评级之前，这些信息我们是不清楚的。”

　　经过了5个多月的综合评定之后，大公国际在2012年4月26日发布评级结果，决定将白俄罗斯共和国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分别评定为BB+、BB-，评级展望均为“稳定”，而当时标普对白俄罗斯的评级展望是“负面”。

　　之后，共有十几个国家和机构向大公国际咨询委托评级的合作事宜。大公更是在欧洲建立了分支机构，目前正在申请资质，专门的市场团队也已经组建，负责进行推广工作。

　　与大公国际把重心放在欧洲不同，另一些中国评级机构把目光瞄准了香港，希望通过将信用评级业务拓展到香港，逐步和国际信用评级市场接轨，打开进入国际信用评级市场的大门。

“三大”失信

　　在欧债危机中，垄断世界评级业的“三大”评级机构所遭遇的信任危机，被认为是中国评级业获得国际化发展机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起源于2009年12月，当时三大评级公司标普、穆迪和惠誉分别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此后，包括“欧猪五国”( 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多个国家信用评级被调低，一次次的信用降级带来的是危机的步步升级。

　　在欧债危机发展恶化的过程中，信用降级导致危机升级，危机升级又使信用评级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前的历次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往往在危机显现之时改变评级，而没有体现出对未来风险的预警功能。

　　信用评级机构在欧元区债务危机中再次扮演了危机加速器的角色，这也招致了欧盟对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强烈不满。欧盟委员会多次指责评级机构不负责任地下调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债务级别，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不安情绪。

　　在当地时间2012年6月25日，穆迪宣布再度下调西班牙28家银行信用评级，同时将西班牙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下降两级、接近“垃圾级”水平之后，欧盟终于忍无可忍，7月2日，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宣布，他们已开始对这三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投资者服务”进行调查。

　　美国也未能幸免于难。在2011年8 月标普将美国的AAA信用评级下调后, 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说：“标普表现出极糟糕的判断力,而且他们对自身把握就很差劲。他们表现出对美国基本的财政预算令人震惊地缺乏了解。”事后证明，标普的主权债务小组在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时,将美国的债务算错了2万亿美元。 

评级体系中的中国话语权

　　国际清算银行的分析报告显示，标普、穆迪、惠誉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占据世界超过90%的评级市场，已经形成了实际垄断。

　　“客观上，这违背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原理，应当由债权人评价债务人，而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是由债务人自己告诉债权人，债务人有没有风险，该不该把钱借给他。”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中国评级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正是在国际评级体系酝酿大变革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2012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主张，中国应减少对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主张信用评级需要有前瞻性，中国需要支持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甚至是支持它们发展成为国际型的评估机构。

　　在未来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与构建中，各国也都将积极谋求自身的话语权。在信用经济的条件下，评级话语权实质就是对金融的管理权，甚至可以进一步上升为一种主权。

　　中国评级业虽然有着二十多年的历史，但真正开始驶入快车道，还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而在海外市场开展业务，中国的评级机构想要像穆迪、标普一样，在全球获得巨大影响，更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

　　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三大评级机构取得国际评级话语权的过程，是伴随美国以债权国的身份，在美国向欧洲和其他国家借款的时候，特许以穆迪、标普为首的机构为这些借款进行评级，美国的评级机构才得以迅速向全球扩张，它们扮演的只是美国在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过程中一个专业机构的角色。

　　现在，这一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扭转，中国作为债权国，拥有巨大的评级需求和资源，海外投资、购买外国国债、对外借款等借贷行为每天都在发生，根据目前的制度，中国的资本通过海外投资、境外借款等形式走出去，还是依据“三大”的评级。

　　但在一些评级业内人士看来，如果决策层能够效仿美国作为债权国时的做法，推动中国的评级机构成为这些借款行为的特许评级机构，在中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过程中，其效果将会远好于中国评级机构“单枪匹马”开拓海外市场。

　　“中国作为债权国，获得本国的认可实际就是获得国际的认可。”关建中说，“在中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过程中，如果不能首先利用好自己掌握的评级资源的话，我认为这个话语权是不可能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