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G20多伦多峰会上提出了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重要论述,他指出“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这是迄今为止世界第一位明确提出国际评级体系改革思路的国家领导人,这一划时代的思想力量必将以燎原之势催生一个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诞生。
一、国际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众所周知,由美国三家评级机构控制的国际评级体系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一教训所揭示的是:人类已经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信用全球化所构建起来的信用体系把整个人类社会连接为一个整体,而信用体系运行所依赖的评级体系状况则关乎人类经济社会的安全发展。危机后发生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仍然与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密切相关。
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引发世界信用战争。2010年11月美联储宣布继续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超量发行美元,发动世界信用战争,迫使世界各国打响了信用保卫战。美国发动信用战争的本质原因是三家评级机构不顾美国政府偿债能力下降的事实,给予其AAA信用等级,使美国政府有条件持续超越自身偿债能力借债,导致其实际偿债能力崩溃,偿债意愿急剧下降,唯有通过美元贬值挽救国家债务危机。尽管如此,三家评级机构对美元贬值侵害债权人利益构成的违约事实选择了沉默,再一次暴露出当前世界评级体系的非公正性。
现行国际评级体系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始作俑者。按照西方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评价国家信用风险,给予西方发达国家最高信用等级,它们可以据此轻易获得债务收入,使用债务收入满足其国民的生活消费,无需增加财富创造便可维持国民的高福利。建立在债务增速超过财政收入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繁荣是在积累国家信用风险。美国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发展。世界前十五位最大债务国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占有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用资源,而每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则不到3%。西方发达债务经济体已完全失去自负盈亏的能力,完全依赖债权体系向其输出资本和商品维持运行,持续消耗世界债权体系的财富,成为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长此下去,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必将导致世界债权体系和债务体系跌入崩溃的边缘。
现行国际评级体系是金融危机持续深化的根源。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信用危机正在按照以下轨迹发展: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危机——世界全面危机。目前已发展到国际货币危机阶段。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作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信用危机发生与发展的进程,而影响信用关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信用评级体系。它们的错误评级信息扭曲了债权债务关系,诱导资本不合理流动,最终在信用关系最为薄弱的环节导致债务链断裂,由此破坏了世界债权债务关系的正常运行。从治理经济危机的整个过程我们还可以发现,所有传统摆脱危机的方式均未能奏效,因为此次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危机,是以信用体系持续破坏为特征的危机。因此,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正确路线图应该是:重构能够承担起信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要求责任的国际评级体系,通过正确的评级信息引导资本有效流动,使世界债权债务体系步入健康发展轨道,奠定世界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的信用基础。
现行国际评级体系还导致美国和北约发动了利比亚战争。谁都知道打仗是需要花钱的,而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美欧发达国家为什么不顾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还要坚决发动这样一场侵略战争呢?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缩减财字空间有限,负债规模日益攀升,依靠自身价值创造能力和债务收入均不能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深化将引发国内经济社会动乱,通过军事战争可以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债务危机。军事战争是信用危机表现的极端形式,而错误的评级信息是发动战争国家积累信用风险的根源。如果不给予这类国家过高的信用等级,其就不可能大幅度举债,也就不会出现偿债危机。
从国际信用关系的视角可以十分清晰地看清当今世界不规则的政治经济现象的本质,揭示出国际评级体系与人类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国际评级体系在现代信用社会的历史方位,充分认识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正确选择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目标和途径。
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已经不能承担信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责任,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1)由最大债务国家主导国际评级话语权,维护债务国利益的立场必然掩盖其偿债风险,侵害债权国家的利益,不能维护国际债权债务体系的健康发展;(2)竞争体制和机制导致各机构评级结果趋同化,通过级别买卖实现自身利益,不能正确揭示风险;(3)经过危机检验,这个体系的评级思想、理论、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并且它们没有真正总结失败的教训,更没有改革的目标。因此,任何试图通过改变现有体系来满足世界信用经济发展需要的想法都是不可取的。为了避免人类社会再次遭受危机之害,我们必须坚定地选择建立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道路。
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目标是:按照信用经济的本质要求和评级发展规律建立起国际评级机构、国际评级标准、国际评级监管三位一体的国际评级体系,使这个体系能够承担起向世界提供公正评级信息的责任。
信用经济本质上要求信用体系和评级体系对立统一关系的均衡发展,不同国家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体系要求评级体系的高度独立性。信用评级发展规律要求评级机构的首要职责是保障投资人利益,自身利益应该从属于公众利益,一般竞争原则将成为破坏这一规律的根源。人类信用经济的实践还展现出如下规律:信用全球化发展需要把各国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性和衡量风险标准的一致性结合起来,因此需要一个新型的统一国际评级标准衡量各国风险,使各国信用风险信息在国际间有效流动;一个国家的信用风险极有可能导致区域或全球信用危机,因此需要一个新型国际评级组织参与每个国家的评级,进行信用风险制衡。
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的路径应该是:由世界各国评级机构组成一个超主权性质的独立国际评级机构;建立一个以各国评级监管机构为基础的新型国际评级监管组织;按照国际监管组织规划,国际评级机构实施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评级标准。
三、中国是改革国际评级体系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美国主导的国际评级话语权已成为维护其利益的武器,它们不可能通过改革放弃控制地位,不仅不会成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推动力,反而会阻碍改革。
欧洲整体上居于世界债务体系的核心地位,虽然长期遭受美国评级的干扰,受益于高信用等级,也毁于不恰当的评级,他们拥有强烈的改革愿望,是国际评级体系改革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长期的债务国地位难以使他们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
美欧以外的国家情况较为复杂,发达经济体多属债务国家,本身缺少改革动力;新兴市场国家多属债权国家,有改革的愿望,其改革的思想和物质基础还不足以担当主要角色;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贫困或动乱,无暇顾及这样一个属于金融高科技领域极其复杂的改革事务。
中国必然成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是因为:
1、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信用关系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国际信用关系则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一个公正、客观、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能够预警信用风险,防止发生国际信用危机,有利于中国的稳定发展,否则,国际信用关系的动荡将直接破坏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2、世界需要中国资本“走出去”,而可靠的信用风险评级信息是推动中国资本向世界有效流动的前提。
3、中国和平崛起和推动世界和谐发展为其参与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奠定了最为客观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的亮点是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崛起目标,不采取任何非法手段谋求国家利益,推动国际体系的公正性符合中国对世界的承诺。
4、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为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按照债权债务关系的一般原理,应该由债权人评判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强大的债权资产地位必然要求国际评级体系为中国的债权资产安全提供保障。
5、中国拥有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新兴国际评级力量——大公。大公对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以及更为客观的信用评级思想、理论、方法体系、技术实力、不谋求国家和集团利益的评级立场使其有能力为建立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做出贡献。中国因此可以在推动改革过程中发表更为专业的意见。
国际评级体系改革必然使世界的评级中心从西方移向东方,这是历史的选择,中国应该承担起推动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重任。
当我们在经历了推进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艰辛历程时,重温胡锦涛主席一年前的讲话倍感亲切和鼓舞,正是胡主席指明的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方向奠定了大公登上国际评级舞台的政治基础,使大公获得了肩负历史使命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虽然前进的道路极不平坦,但是,胡主席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思想正在凝聚起国际社会的共识,使国际评级体系改革显露出希望的曙光。
(作者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委会会长、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资信评级专委会主任委员、北方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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