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

 信用评级引发的人类发展史上空前的金融危机启迪了我们认识人类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对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研究正是这一思想的成果。

       一、构建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时代背景

       人类社会正处在信用全球化时代，信用经济发展规律不断通过危机方式证明它的存在，警示人类对它的关注和尊重。

       在信用全球化背景下，信用作为资本的一般形态，对全球经济的基础性推动作用日益重要,国家信用已成为全球信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关系世界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国家信用不仅决定着对世界信用资源占有的多寡，而且关系本国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债权债务格局。发达国家利用其高信用等级占有全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用资源，维持其高负债条件下的经济地位，国际信用资源的占有失衡是形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国际信用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早已把国家信用与评级联系在了一起。国家信用是一国中央政府作为债务主体的偿付能力，国家信用等级是其偿付能力强弱的标志。同时国家信用级别不仅是国家外币债务利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还通过影响国家本币债务利率成为国内债市、股市、汇市和信贷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主要因素。国家信用评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源于美国，此后，穆迪、标普、惠誉三家信用评级机构主导了这一评级体系，是全球唯一的国家信用评级信息提供商，他们据此垄断国际评级体系近百年。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决定着一国信用等级合理与否。穆迪、标普、惠誉三家评级机构对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制定权的长期垄断，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三家机构根据评级标准对各国信用等级的评定，实际引导着国际信用资源的分配。然而，现行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没有公正评价各个国家的信用风险，向世界输出了错误的评级信息。发达债务经济体的高信用等级信息引导国际资本持续流向这些已有极大信用风险的国家，形成不合理的债权债务世界格局，集聚起对世界经济具有毁灭性的信用风险，为高负债国家以低成本融资和通过货币贬值侵占债权国利益打开绿灯。不公正的评级信息错误引导投融资决策，多次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因评级错误直接重创美国信用体系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宣告了现行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失败。

       国家债务危机是后危机时代全球信用经济的最大风险，国家信用对世界经济恢复和稳定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国家信用评级应起到合理评价国家信用水平和预警国家信用危机的作用，从而使国际信用资源趋于有效均衡配置，奠定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现行国家评级标准已承担不了这一历史使命，人类必须思考重新构建国家信用评级标准。

       二、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信用关系就是债权债务关系。信用创造需求的功能推动信用关系快速全球化，国际信用关系成为人类的基本经济关系并构成国际信用体系。国际信用体系是现代经济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每一个信用关系都是全球信用链条的一环，信用关系越是复杂，资本的集聚程度就越高，信用风险就越大。以债务偿还为条件的信用关系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使信用风险全球化，大大增加了世界经济的脆弱性。国家是一个创造信用和占有信用资源的特殊主体，信用风险更为复杂。信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矛盾是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国家信用风险信息透明化对稳定国际信用关系具有关键意义，因此，用什么标准识别判断国家信用风险关系到能否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关系国家职能履行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发生的两大里程碑事件对国家职能的重心转移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货币发行与黄金储备脱钩，使国家有可能根据需要直接调节信用规模。当今时代，国家对经济的组织管理更加倚重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调节宏观市场需求方式为主导，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国家对社会信用总规模的调控。二是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主题，各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更为突出，经济竞争不再仅是发生在企业之间，国与国的竞争则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主流，政府运用信用资源管理国家经济，提升国家竞争力就成为国家的主要职能。国家通过调控社会信用规模实施其经济发展战略，就必须掌握足够的信用资源，而通过当期财政收入和发行货币调节信用需求有极大的局限性，国家借款负债则可以直接提升对信用资源的控制能力，使国家具有更大的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动性，举债成为履行国家职能的重要手段。大公估算2009年全球政府总债务达到了约39.7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71.0%。来自经济学家情报社的可比数据显示，从1999到2009的十年间，全球政府债务平均年增长率为6.46%。国家负债能力日益演变为对国内外信用资源的掌控能力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因此，对国家信用能力的评级直接影响着一国政府对内外信用资源的吸收能力，而最终的决定力量来自于国家信用评级标准。

       （二）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关系国际资本有效流动

       从信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角度判断国际资本的有效流动，是指资本流动的安全性和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信用作为资本的形态，它集聚的规模与速度是以债权债务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向国家集聚的效果不同于其它经济体，一方面体现国家意志的信用资源运用对各国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流向国内其它经济主体的国际资本会受到国家信用状态的影响，汇成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巨大洪流。因此，国家作为债务主体的债务偿付能力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偿付能力强说明投资的安全性好。正是现行国家评级标准向国际投资人提供了发达国家正面的债务偿付能力信息，使这些欠缺内生偿债能力的国家过度占有国际信用资源，导致资本流动的安全性下降，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影响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关系国民财富合理转移

       国民财富的合理转移是指不同风险国家借入国际资本时支付与其风险相匹配的利息和币值稳定对债权国利益的保护。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对国民财富在国家间及跨国经济体间转移的影响是依其评定的信用等级实现的。评级作为信用交易市场的定价机制，合理的评级会正确揭示国家风险，使融资风险与成本大致相配，债权债务双方各得其所，反之，则会使某一方利益受损。特别是高风险国家在高信用等级掩盖下，在获得低成本资金，悄然侵占债权国利益的同时，极有可能在信用风险爆发时使他国以债权方式体现的国民财富化为乌有。国际通货或债务国货币贬值会直接降低债权国家所持债权的实际价值，使国民财富轻易转入债务国。信用评级标准如不反映这一币值变化，就在客观上支持了通过货币贬值侵犯债权国利益的实际债务违约行为。国家信用评级不公还会连锁引发其它国际信用交易主体间更大规模的财富不合理转移。价值增值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动力，价值合理转移是国际资本有效流动推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基础。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合理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创造一个实现国家信用价值转移的公平环境。

       （四）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关系国际信用关系稳定

       国际信用关系稳定标志着国际信用体系运转正常，国际信用关系遭受破坏则导致国际信用链条断裂和信用危机爆发。解决国家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是维护国际信用关系稳定的必要条件。完全从投资人的利益出发，按照信用风险形成的客观规律，公正科学地揭示国家信用风险，则评级信息可以起到风险预警作用，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国际信用关系，推动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站在本国或集团利益的立场，用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去判断国家风险，必然得出违背客观实际的结论，错误地判断某些主体的信用风险，加剧风险信息不对称，误导国际资本流向，将破坏国际信用关系的稳定。

       国家信用评级标准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表明，信用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整体，信用是世界经济的载体和加速器，国际信用资源的占有能力对国家竞争实力有强大的制约性，在以国家为经济主体从事全球经济活动时，国家信用就显得至关重要，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对国家信用能力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信用体系中的地位。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从信用视角研究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人类发展信用经济实践的结晶，也是人类认识信用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起点。

       三、现行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

       信用评级标准通常由评级方法、评级操作系统、评级信息支持系统三部分构成。评级方法是指导评级机构识别信用风险的核心，所体现的评级思想是判断风险的指导原则，是评级标准的灵魂。因此，研究评级方法就是研究评级标准。

       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家机构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形式结构各不相同，但因其核心内容反映出的评级思想具有一致性和对国际评级体系的绝对垄断，我们姑且把它称作现行评级标准。他们的评级思想主要反映在如何运用核心指标来衡量评级要素和确定信用等级方面。对于这些核心指标进行分析，完全可以体现现行评级标准的基本思想。

       （一）现行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核心内容

       1、对政治风险或制度实力的评价与信用等级确定高度相关，核心指标为反映西方政治理念的法治、三权分立、政治参与和媒体独立等。

       2、在评价经济实力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核心的指标并与信用等级高度相关，理由是高人均收入反映在能力和意愿方面具有较高的债务承受能力。

       3、在评价经济结构和经济前景方面，以一国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作为主要判断依据。具体主张包括：贸易开放、加入全球金融体系、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等。

       4、在评价金融风险方面，主要关注银行业的风险水平，并将银行业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作为主要判断依据。

       5、在评价国家偿债能力方面，认为政府的融资能力是第一还款来源，通过财政改革增加财政收入则作为次要的偿债来源。

       6、将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为国际通货作为高信用等级的必备条件。

       7、大量采用外部机构制作的各类指数作为评级依据。

       （二）现行国家信用评级标准解析

       信用风险形成要素的内在联系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现行国家评级标准的思想源泉，国际信用关系发展、金融危机、国家信用评级实践为我们深刻理解现行国家评级标准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持，从影响偿债能力要素的内在联系去分析其核心要素体系，就能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标准的精髓和实质，得出与客观相符的结论。

       1、评价国家政治风险或制度实力的主要观点体现了西方的政治理念，无法客观评价所有国家中央政府的国家管理能力。

       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都把政治评级标准作为国家信用评级的关键要素，在评级方法中处于统领地位，与国家信用风险排序高度相关，是否具有他们提出的制度特征实际决定了国家信用级别的上限。他们的分析逻辑是，在一个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公民拥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并参与国家政治决策，以及媒体的独立可以保证政治透明和稳定，从而具有发展经济的体制保障。他们的思路存在两个方面的重大缺陷：一是用政治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把信用评级政治化；二是用西方的政治体制作用于经济发展的理念评价各国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严重背离各国实际，从根本上割裂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管理能力与偿债能力之间的联系。事实证明了这一评级标准的错误。西方的政治理念只是在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所表现出的特征，而且与西方的政治传统有渊源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们的政治制度也存在调整的必要，否则也会僵化和落后。简单地将西方的政治理念作为衡量所有国家政治风险或制度实力的标准反映了现行评级标准没有事实求是地研究各国政治体制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而有不加区分地推行西方价值观之嫌。东亚国家在二战后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在它们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其政治体制并不是西方式的，相对集权的体制使这些国家能够集中力量有步骤地解决经济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保证了利益快速调整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事实证明它们的政治制度是基本成功的。相反照搬照抄西方体制已经给很多发展中国家设置了稳定发展的政治障碍，其效果不过是南橘北枳。因此，任何国家只有建立符合本国特点的政治体制并根据自身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改革才是恰当的，在这方面不存在唯一的标准。

       2、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序作为衡量国家信用的主要依据，忽视了影响国家信用的许多关键因素，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政府偿债能力缺乏必然联系而使现行评级标准最重要的支撑要素丧失了科学性。

       现行评级标准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反映国家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其主要理由是人均收入高则国家债务承受能力强，从而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与该国的国家信用等级密切相关。这样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主要问题是：事实证明该指标不仅与政府偿债能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在判断经济实力时也必须与其它指标相结合。

       在判断经济实力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局限性主要在于：首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无法完全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例如对于资源型国家，这个指标并不恰当；其次，它无法反映经济的多元化程度和经济活力；再者，它无法反映收入分配状况，如果收入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将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利于经济发展。

       更重要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与国家债务偿还能力没有必然关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的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可能很大，导致债台高筑，偿还债务缺乏充足的财政收入支持；也可能国民储蓄很低，甚至负储蓄，限制了国家通过向国内发债融资来偿债的能力；另外，由于受到法律制度、选举政治等体制因素制约，提高税收可能会受到强大的阻力，使个人收入不一定能顺利地转化成政府的税收来源，从而为不断扩张的债务融资。

       相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高的国家，其经济结构符合国情，财政收支状况和国民储蓄较好，经济增长前景明朗，应具有较高的举债空间和偿还能力。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实际运用来看，澳大利亚、美国、法国在2008年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位居二十名之前，但他们在世界净债务国排名前十五位的国家中也榜上有名，美国评级机构对这三个国家的AAA信用级别长期保持不变。委内瑞拉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位分别是第五十四和一百零五位，但他们已进入世界前十五位净债权国行列，而这两个国家的信用等级分别是B和A+。信用级别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相关性使世界最大净债务国获得的信用等级远远高于净债权国的事实足以说明，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国家债务偿还能力是不可靠的，颠倒客观存在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地位的评级结果使现行国家评级标准的公正性受到严重质疑。

       3、将一国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判断经济结构和经济前景的主要依据，实际上是借此推行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经济主张。

       现行评级方法普遍认为经济结构制约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结构的提升取决于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它们的思维模式反映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

       从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程度方面看，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每个国家国情所决定的。所有制结构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体制的基础，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每个国家有其特殊性。同样，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也因国情不同而有极大差异。在所有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中，生产力发展水平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曾经发展很好的国家经济衰退的周期性已成为规律，试图通过私有化改革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也未能完全如愿。脱离国情的私有化运动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属国，失去了自主发展经济的原动力。既然私有化程度与经济增长没有必然联系，那么，把私有化和自由化作为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就背离了事物的客观联系，为国家信用评级设置了一个错误的前提。

       就经济开放而言，每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资源禀赋、经济结构、金融体系、经济政策、人才素质、管理水平、国际经济关系等，其中哪些因素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或主导作用，依国情而不同。经济开放仅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在诸多关系经济发展的要素中，经济开放究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程度多大，完全取决于国情。因此，脱离决定经济实力发展的许多重要因素，仅把经济开放作为判断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主要条件是极其片面的，不顾各国实际情况，用开放这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

       贸易、投资、金融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但什么时间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应该由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不应该有什么所谓的国际标准。经济开放既然不能决定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应该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主要要素。世界信用经济的发展历史证明，过分强调不加选择的经济开放不仅使发展中国家频发债务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人类社会为验证这一评级理念的合理性已经付出了太多沉重的代价。

       体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私有化、自由化等主张并非毫无道理，但是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局限性，将之作为唯一正确的标准衡量所有情况使其失去了科学性而变得荒谬，现行评级标准正是在这方面犯了错误。

       4、主要关注银行业的风险水平，并将银行业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作为主要判断依据，无法全面客观地评价一国金融体系。

       单纯分析银行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真正揭示现代金融体系对国家财富创造的巨大作用。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集债券、股票、外汇、黄金、期货等市场和直接与间接融资功能为一体的信用交易体系，它们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发挥着对经济发展的输血功能。在信用全球化推动下，金融体系的职能已经超越国界，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从现代金融体系的视角去把握金融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才能全面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特殊运行规律对国家偿债能力的切实影响，得出正确的评级结果。银行只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的分析代替不了对金融体系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面分析。现行评级标准只注重银行风险的评级理念，显露出它的片面性和评级技术的落后。

       标普、惠誉在评级方法中均片面支持金融体系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政策，而忽视了这些政策运用不当对金融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金融部门的外资参与会带来高水平的金融管理理念和技术，从而减少银行失败的风险；并认为在危机事件中，外国母公司相对于本国政府来说，更能够保障救助资金的来源。金融体系的过度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所具有的危害性与经济的这类改革相似，由于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其危害程度甚至更为剧烈。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这一评级思想的合理性做出了有力反驳。美国银行的私有化程度和所有制结构完全符合现行评级标准，它们通过金融产品创新衍生出的系统性风险几乎彻底摧毁本国的金融体系，使全球金融体系遭受重创。从次级贷款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来看，直接融资市场不仅是美国经济的输血器，还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易发领域，它对宏观经济和国家信用体系的负面影响更大，由此证明整个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具有系统性制约作用。在事实面前，他们长期炫耀的权威评级理念显得十分苍白。

       5、将政府的融资能力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片面强调流动性对主权债务履行的保障作用，使现行评级标准不可能准确揭示发达国家政府高赤字可能引发的信用风险。

       这一理念违背了正常信用关系的基本形成原理和评级机构识别偿债风险的一般常识。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债务人新创造价值形成的现金流量作为债务偿还能力的基本保证，而不是以债务主体的借新还旧能力为先决条件，这是信用关系得以存在和稳定发展的基石。信用评级机构的责任就是遵循这一规律，用体现信用关系本质要求的思想方法去解释信用风险。截至2008年底，世界外债总量为61.1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为55.8万亿美元，占91.3%，发展中国家为5.3万亿美元，占8.7%。发达国家的总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上升到130%，发展中国家为21%。世界外汇储备总额6.7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占37%，发展中国家占63%。把举债融资能力作为还债第一来源的评级思想，正是国际债权债务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借款维持本国经济运行的债务型经济模式内在需要的反映。三家评级机构在评判企业信用风险时，始终坚持把借款企业净资产增加的现金流作为第一偿债来源，与其国家信用评级思想的巨大反差不仅证明了他们的评级立场与实用主义评级思想，而且掩盖了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爆发系统性债务危机的风险，这表明了其评级思想没落的必然性。

       毫无疑问，用这样的标准评价国家信用是在激励债务型经济全球化，是对正常国际信用关系的扭曲，非但不能从根本上保障主要债务国利益，还将最终把世界经济引入大崩溃的深渊。

       6、将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为国际通货作为高信用等级的必备条件，掩盖了这类国家特有的信用风险对国际信用关系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

       现行国家评级标准认为AAA级所必备的条件之一是央行独立性和货币为国际通货，这集中体现在标普的级别定义中。正是这个容易使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评级标准把体现其制定者所在国利益的本质巧妙地隐藏起来。

       他们认为“独立的中央银行能执行稳定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把央行独立性作为一国货币和外汇政策执行效果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就是央行独立性等于货币和外汇政策稳定。西方政治理念认为，中央银行应该独立于政府，这有利于依据市场需求灵活制定货币政策，行政干预则会增加货币发行的不稳定性，因此，从政治体制上给央行独立于行政司法体系的地位。评级机构直接把这一制度设计思想作为检验货币政策效果的标准，必然偏离不同国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现实情况。影响一国货币和外汇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国内外因素极其复杂，即使是独立央行的国家，唯有实行符合当时国情的货币和外汇政策才能显示其政策效果。评级机构在考察一国这类政策时，应立足于分析货币政策制定依据和效果，以此检验政策的合理性。

       以本国货币是否属于国际货币作为AAA国家信用等级必备条件统计，全世界约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具备晋级资格，其它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和地区将不能获得最高信用等级。在他们看来，本币为国际货币的国家在偿还外债时，可以规避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汇兑能力对取得国际货币的限制，确保还债。数据显示，货币为国际货币的多数国家，特别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国内和国际债务积累日益增加，自身创造财富的速度赶不上国家负债增速，国民储蓄极低，资不抵债的现实已使有些国家陷于破产境地。国际储备货币发行优势掩盖了这类国家天文数字的对外债务和无法通过财富创造偿还债务的实际能力，可以得到较高信用等级维持其强大的融资能力。由此证明，现行评级标准是在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发放进入资本市场的通行证，而不是在真正揭示各国信用风险。正是在他们绝对垄断的国家信用评级话语权推动下，才使得集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最大债务国和最发达国家为一体的畸形生态出现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与此同时，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还通过调节币值堂而皇之地向全球输出其债务，公然无偿地掠夺他国财富。把货币是否国际货币作为AAA级国家评级标准再次暴露出现行评级标准维护债务国利益的根本立场，使其彻底丧失了公正性。

       7、大量采用外部机构制作的指数作为评级依据使评级的独立性受损，并导致三家机构的评级结果具有很强相关性。

       现行评级标准共使用了五类指数用于国家信用评级，其中，世行治理指数、腐败指数用于对一国政治风险的判断排序；经商难易度指数、全球经济竞争力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用于一国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分析。深入研究这些指数的内容后会发现，他们都有其特定用途和目的，所有指标都与国家信用风险形成没有明显联系。比如，用于评价一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经商难易度指数，它描述和评价各国的商业立法和执行情况对其经商的影响程度，所关注的要素包括监管程度、监管效果、财产权保护程度、劳动法律执行程度等，显然看不出这个指数的构成要素与国家偿债能力之间的关系。再比如，体现民主化程度、透明度、产权保护和法治的世行治理指数作为三家评级机构共同对政治风险做定量分析的指标，除与他们坚持的政治理念一致外，同样不能得出与信用风险相关的分析成果。

       大量采用与信用风险无甚关联的指数作为评级标准要素，不仅失去了独立评级分析的作用，采用完全相同的指数信息还使不同评级机构在评判国家信用风险时出现评级结果趋同化，用指数代替独立分析导致的羊群效应从整体上降低了国家信用评级信息的可靠性。在1997－2002年的十七个国家主权评级失败案例中，标普和穆迪共同的失败就有十四次。

       对现行国家评级标准系统剖析的结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思想是它的理论基础；把“华盛顿共识”作为西方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的政策主张是它的思想原则；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它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这就是现行评级标准的本质。由此所决定，现行评级标准无视十五年来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丢弃评级机构应该遵循的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不顾影响信用风险形成要素的内在联系，逆经济规律而行，选取有利于西方国家利益的分析指标，充分暴露出其评级方法的主观、片面、功利和政治化，成为鼓吹西方发达国家债务型经济合理性的代言人，它鲜明的国家性使其最终丧失了国际性和公正性。现行评级标准的实用主义还使它整体分析逻辑混乱，很难找到评级要素与偿债能力分析的内在联系，业内人士对其理解困难，业外人士更感其神秘。现行评级标准所坚持的评级原则和立场，使其失去了认识研究世界信用风险发展大趋势，总结金融危机经验教训，进行评级技术革命的原动力。不能顺应人类信用时代发展需要的现行评级标准难以担纲信用经济全球化赋予的历史使命。

       （三）现行国家评级标准是破坏国际信用关系的根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信用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986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2005年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近十年来亚洲经济体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2008年净外债排名前十五位的国家中有八个是发达国家；2008年全球外债总额排名前十五位的全部为发达国家。全球债权债务格局的逆转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标志，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开始大规模应用于国家信用评级的现行评级标准对国际信用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1、多数债务大国的债务增速已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无力靠自身创造财富偿还负债。现行评级标准没有向世界揭示这一信用风险，而是采用顺周期的做法，持续提升债务国信用等级，AAA级国家中的净债务国从五个增加为十个，AA级国家中的净债务国从九个增加到十二个。这些本已资不抵债的经济体靠现行评级标准赋予的信用优势超常规地占用全球信用资源维持其繁荣，在加剧国际信用关系不平衡的同时，信用风险的积聚也在加速，信用风险的高度集中最终将形成爆发危机的巨大能量。

       2、债权国家在向债务国输出物质财富的同时，把赚来的钱借给发达债务体，表明这一群体具有极强的债务偿付能力。然而，现行评级标准没有向世界真实表达债权国的偿债能力，对债权国的评级没有显著变化，AAA级国家中的净债权国从四个增加为五个，AA级国家中的净债权国从一个增加到三个。全球最具财富创造力和债务偿付力的经济体因难以获得现行评级标准的信用支持，抑制了其应有的发展。

       3、现行国家评级标准直接导致全球信用资源占有失衡。2008年统计数字显示，全球90%以上的国际资本流向发达经济体，由此带动进入这类国家的各类投资不计其数。信用资源两极分化是造成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

       4、现行评级标准给予最大债务国的高信用等级，使其能够用低廉的融资成本吸引全球资本。在大公本次评级的国家中有十三个发达国家的信用等级低于美国三家评级机构给出的等级，根据十年期国债利差和2009年第四季度的政府外债和国家外债总额估算，美国三家机构给出的等级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外债大约每年节约借贷成本675亿美元，为总外债大约每年节约借贷成本2351亿美元，十年总共节约6750亿美元和23510亿美元，而这正是它们应该付给债权国的正常借款利息。相反，受低信用等级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成本则高于发达国家，其净储蓄大量流向发达国家。债权国向债务国输血的同时还在进行利差输送，现行评级标准直接创造了信用经济条件下这一特定的财富转移方式。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还通过货币贬值向其他国家进行债务转移，从1971到2010年，美元对黄金贬值大约97.2%，给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债权国造成巨额损失。现行评级标准则对此类违约行为不予关注和揭示。现行评级标准促成的债务与财富同方向流动使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处于不公平状态。

       5、现行评级标准的根本缺陷决定了它向世界提供的国家信用信息是扭曲的，这些信息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投资决策，体现国家意志的政策对世界经济走向具有决定性意义，并进一步作用于国际信用关系。

       由于国家信用在全球信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它的信用状况决定着国际资本的流向和各国利益，并从根本上影响国际信用关系稳定。世界负债最高的经济体长期缺乏足够的资本内生能力，融资一旦受挫，国际信用体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必然引发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崩溃，现行评级标准并没有向世界揭示这一债务体系隐藏的风险。十五年来全球六十多次金融危机，特别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现行评级标准对国际信用关系的破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四）美国是现行国家评级标准的最大受益者

       现行国家评级标准是一个高度美国化的产品，它的内容不仅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还把其国家战略内容直接作为核心评级要素，事实上，国家信用评级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债权债务关系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信用评级话语权和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及其组合应用使美国获得巨大超额垄断利益。西式民主政治、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作为确定国家信用等级的核心内容，随同现行国家评级标准的全球推广，成为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利器。持续给予美国高信用等级，保证了美国源源不断的债务收入，维持了美国高负债条件下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美国长期通过美元贬值转移债务负担，债权人利益直接受到侵害，这种已十分明显的违约行为并没有作为现行评级标准的评价内容，国家评级一直在帮助美国政府进行债务输出。世界金融体系的运行高度依赖三家评级机构的评级信息，因评级决定着国际资本的流向和价值，具有摧毁一个国家的能力，美国对国际评级体系的垄断是其掌握全球金融体系控制权的一个有力手段。

       当我们深入剖析现行评级标准的内容及其实质后，就会发现它所谓权威、公正的背后是狭隘的国家利益，是为国家争夺世界信用资源，维护国家霸权的武器。债权国家因为没有代表公平正义的国际评级体系，在信用资源的争夺战中，丧失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信用的天平始终在向美国倾斜。

       四、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理论基础

       信用风险是人类进入信用经济发展阶段后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对全球金融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全面、最深刻。国家信用风险作为影响国际信用关系的一种重要风险形态，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它的关键构成要素的作用及其内在联系是建立新型国家信用评级理论的源泉。人类信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行这样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历史机遇。

       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必须体现公正性和科学性，坚持“四新”原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第一，立场要新。要摒弃狭隘的民族和国家利益，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责任感，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全局去规划和设计新标准，才能公正评价每个国家的信用风险，使世界各国在公平的信用交易中各得其所。第二，思维要新。要改变认识世界的传统思维方式，从研究信用的本质入手认识我们所处的信用世界，发现信用经济阶段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新标准体现信用时代的正确方向。第三，理论要新。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吸收实践成果，系统研究影响国家信用诸要素的本质联系，发现其一般规律，建立起能够衡量各个国家信用风险的评级理论，使之成为科学建立新型国家评级标准的基础。第四，方法要新。要反对把实用主义运用于评级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选择最能体现信用风险内在联系的关键要素，依照其逻辑关系，从整体上判断受评主体信用风险，保证分析路径的合理性，使信用评级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在正确的评级理论创新思想指导下，一个顺应历史发展需要，体现国家信用风险内在运行规律的新型国家信用评级理论就必然会应运而生。新型理论体系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国家财富创造力是一国债务偿还能力的基础

       国家财富创造力是指实体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因为经济与财政是根与茎、源与流的关系，一国当前的国民财富总量和未来的财富创造能力是支撑国家信用的支柱。

       影响一国政府债务偿还能力的每一主要因素都以对该国国民财富创造能力的判断为基础。从政府的负债能力看，一国的债务空间主要取决于经济的承受力，具体地说，一国的经济规模、国民储蓄总量和经济增长前景是制约政府负债发展能力的根本要素。从政府的偿债能力看，财政收支能否得到持续改善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有决定性作用，而这取决于一国实体经济能否为财政提供充沛和丰富的财源，经济能否通过自身的活力保持增长而减少运用财政刺激措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性从而保证财政收支的稳定等。外债的发行与偿付更是以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在一国为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情况下，具备充裕且稳定的外汇收入或较强的换汇能力依赖于一国的经济实力；在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实力如何关键是其能否维持货币的国际地位并保持币值稳定。

       鉴于国民财富创造能力在评价国家信用风险中的基础性作用，如何评价一国的经济实力至关重要。对经济实力的判断要全面、客观，不应将某一个指标作为对经济实力的主要判断依据，也不应将某一种经济理念运用于对所有国家经济实力的判断，而是应从该国自身情况出发，结合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判断经济的活力、平衡能力、抗冲击力和竞争力。从实体经济自身而言，既要看其当前的经济规模和体系特征，也要看其经济的稳定性，更要关注经济在未来的增长潜力，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实体经济是否具备这四个方面的特点。

       对国民财富创造力的判断不能仅从对实体经济自身内部特征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还必须结合其他三个方面的要素综合判断，理论基础二、三、四部分分别论证了政府的国家管理能力、金融体系和信用评级体系与国民财富创造力的关系。

       （二）国家经济增长能力依赖于国家管理能力

       从国家信用评级的角度讲，国家管理能力是指中央政府有效治理国家，保持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通过作用于制约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等，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首先，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制约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从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影响一国经济的总体效率。制度环境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政府制定和贯彻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的能力。其次，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制约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对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经济运行的成本等产生影响。中央政府通过恰当的社会政策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再者，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制约经济发展所需的国际环境。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形势下，国际环境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政府通过制定适宜的国际战略，运用各种国际安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因素能够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国家信用评级判断国家管理能力的目的是看中央政府能否实施有效的国家治理，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为偿债提供坚实保障。为此，不以任何政治理念作为评价的绝对标准，而集中于从管理绩效的角度考察影响国家管理能力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实证研究表明，任何一种政治理念和与其相应的制度安排都有其适用和认同上的局限性，不能为评价政府的管理能力提供可靠的标准，唯有实践的检验作为无可否认的证据为国家管理能力的高低提供了判断依据。因此不应将某一类型国家的政治主张和相应的制度特征作为检验所有国家政府执政水平的镜鉴，而是围绕与一国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政府管理因素——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或宏观政策展开分析，从该国实际情况出发，辨证地分析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将影响战略实现的内外因素、主客观因素相结合予以分析。同时应摒弃把外部机构制作的与评价政府有关的各种指数作为主要评价依据的做法，防止这些指数因理念与国家评级不兼容，目的和方法与国家评级不一致而对判断政府的管理能力造成干扰。

       （三）国家金融体系是一国财富创造的驱动力

       国家金融体系是促进国民财富创造的又一要素。金融体系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主要通过信用扩张和信用创新的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市场需求的扩大，从而成为国民财富创造的强大驱动力。可以说国家管理能力是从外部，从更为根本和基础的角度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营造环境；金融实力则是从经济的内部，从更为直接和密切的角度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营养。

       国家信用评级应认真总结各国金融深化改革的经验教训，密切关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对各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从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稳健性两个方面综合评价一国金融体系对国民财富创造的驱动力强弱。

       在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判断方面，不仅关注微观金融运行体制的发展水平，还要从宏观金融的角度为金融发展状况做出高屋建瓴和具有前瞻性的判断，为此需对影响金融发展的金融政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做出审慎分析。

       在对金融稳健性的分析方面，国家信用评级应汲取历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不仅关注银行业的风险水平，也对金融市场的稳健性给予同等重视，为此须用估测信用规模与实体经济比例关系的方法对此加以分析。该方法提出的现实背景是：1971年美元发行脱离约束后全球流动性日益泛滥给各国的金融体系多次造成猛烈冲击，加之一些国家金融发展政策和货币政策失当，已经在多国造成了信用规模过度扩张，尤其是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棘手问题，对各国和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产生破坏性影响，这使对一国的信用规模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性做出合理估测成为判断金融稳健性的必然要求。此外，从现实出发，应否认不加区别的大规模金融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政策具有完全积极的意义，而是强调金融业应有计划的发展，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需要有稳固的经济基本面做支撑，并与其它领域的改革措施配套进行，避免因盲目和速度过快对金融稳健性造成损害。

       （四）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关系一国金融安全

       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日益重要与金融发展所导致的信用关系不断复杂化、信用风险识别难度加大同步，使其成为维护一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信用评级通过提供独立的信用风险意见，具有以下作用：一是引导投资者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鼓励债务发行人降低信用风险，减少发行成本；三是成为监管者对信用风险进行监管的有力手段。信用评级在具有上述基本作用的同时，通过评级标准和评级结果所反映的信息，还能够促进形成有利于金融稳定的整体环境，例如引导市场提高透明度，改善会计和审计工作，促进清晰、连续、可预测的法律和监管环境的形成等。因此信用评级体系通过保障金融安全，使金融体系能够稳定地发挥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服务于经济实力的增长。

       然而，并非任何信用评级体系都会自动实现上述功能，能够合理揭示信用风险的信用评级体系应满足三方面的要求，即信用评级机构的健全性和独立性、评级标准的科学性以及监管水平。

       健全的信用评级机构使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各类信用风险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揭示。评级机构的独立性是指评级机构在对国内信用关系和国际信用关系做出评价时，应当摒弃利益冲突，从独立的立场做出客观判断，这是保证评级结果科学性的前提。评级标准的科学性指评级机构要在深入研究各种信用风险形成特点的基础上将风险形成的特殊性和风险评价的一致性相统一，不断增强风险识别能力，提高信用评级准确度。监管水平指政府通过监管机制的完善与创新，保证评级业的健康发展。评级机构担负着维护金融安全的特殊责任，但如果一国的评级机构是具有盈利性的市场主体，竞争的压力会迫使它们违背职责要求，导致评级竞争和信用等级雷同，甚至引发系统性评级错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必须加强对评级体系的监管。

       （五）国家财政实力直接决定一国债务偿还能力

       财政实力是指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财政收支和债务管理等多种手段保证本币债务偿付的能力。财政实力是影响国家偿债能力的直接因素。纵观政府违约的历史，发生违约的深层次原因无论是基于政治、经济、金融或是社会问题，其结果都表现为政府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因此国家信用能力的高低最终是以特定时间段内政府收入对债务偿还的覆盖程度反映出来的。

       国家信用评级在判断财政实力时应遵循以下三个基本观点：

       其一，在财政实力的所有评价要素中，政府的经常性财政收支状况对决定偿债能力最为根本。因为政府的经常性财政收支状况决定了初级财政平衡的变化趋势，而初级财政平衡是在假定利率和经济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决定政府未来债务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如果初级财政平衡长期为赤字，则表明政府的经常性收入不能覆盖经常性支出，需要通过增发国债来弥补，这必然导致债务负担的攀升，并可能因此引起实际利率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种趋势不断发展将失去可持续性，最终使政府债务危机的爆发在所难免。

       其二，在偿债来源方面，政府经常性财政收入是偿债的第一来源，债务收入仅能作为第二来源。因为只有财政收支平衡能力的改善才能真正提高政府的偿债能力。如果政府出现了债务负担过重的压力，应当主要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状况，压缩赤字规模，降低债务增长速度来维持政府信用。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味强调政府的债务融资能力是舍本逐末。债务负担的日益沉重终究会引起国债市场产生强烈反应，导致借债成本上升和借债难度增加，还会引起通货膨胀上升，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出现大幅波动,从而破坏经济增长的恶劣情况。

       其三，任何国家、包括国际货币发行国都存在国家负债限额的问题。为了准确判断政府未来的债务增长空间和债务负担风险，应通过测算国家负债限额来判断政府债务规模的可持续性。

       （六）本币币值是影响一国债务实际偿还能力的关键要素

       国家信用评级应将本币币值分析纳入对中央政府偿债能力的判断，从而将政府的偿债能力区分为名义偿债能力和实际偿债能力，政府通过货币恶性贬值方式逃废债务的行为构成实际偿债能力的下降，属于违约行为。

       政府作为债务人与其他债务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是本币的发行人和本币信用的维护者，如果国债以本币计值，政府有义务通过维护本币币值的稳定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免受损害，这使币值变化成为影响政府偿债能力的内生变量。

       通常，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的，会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手段引起本币对内和对外价值的变化。在变化较为温和的情况下，作为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本币在短期内加速贬值或恶性贬值，则必然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失当，甚至操纵货币，故意或过失地造成货币贬值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无视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的事实，通过货币贬值逃废债务，违背了政府维护本币信誉和债权人利益的双重义务，这对政府实际偿债能力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为此，对中央政府是否违约的判断，不能仅建立在其是否根据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本金和利息上，如果合同中没有对规避币值变化做出适当安排，在本币大幅度贬值时，中央政府即使如数偿还债务也构成了违约。

       将本币币值纳入评级分析，能够对政府通过债务货币化这种特权方式违约做出客观的评价，从而使对政府偿债能力的评价更加全面，也为各国政府的本币债务，特别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本币债务偿付方式提供了一个监督机制。鉴于当前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大多属于高负债经济体，而它们的本币债务又被非居民广泛持有，如果这些国家通过本币贬值的方式还债，不仅对债权人的利益产生严重损害，还使其他国家的国民财富无偿地向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转移，并将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危害甚剧。国家信用评级标准从客观评价各国信用风险的目的出发，必须对上述现实问题做出回答。

   （本条新闻摘自大公国际）